2021年的春节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。
对于大多数在家乡工作的人来讲，今年的春节是经历跌宕起伏的2020后，生活终于逐步回归常态的象征。
而与之相对的，是外地的打工人们排队领取公司过年体验卡，其有家不能回的尴尬可以用一个流行的段子来形容：今年出门在外的山东人，回家就证明没编制。开奥迪也不行。
虽然第一次外地过年，许多年轻人为能够逃避无聊应酬，而暗自窃喜，但是这短暂的悠闲反映出的，却是其社交关系“两不沾”。当下，打工人想靠自己努力在大城市定居基本无望的大背景下，这显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。
长安居大不易，所以一线城市有多少外地年轻人规划过未来，就基本有多少人认真考虑该在哪个二线城市买房，不过因为薪资水平原因，除了报考体制，很少有人选择前往包括家乡在内的“五环之外”。
中国虽广阔，他们的眼中，也只有地图上那星星点点的十几个城市。
到底有什么办法，可以为他们开辟更广阔的未来呢？
何以解忧，唯有创业
“我不想再做一颗螺丝钉了。”今年30岁的刘品茂时常把“我已经到年纪了，年纪大了”挂在嘴边。他有很强的的年龄焦虑感。
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，他坚信工作是最直接得到认可的一种方式。做得好，就可以获得认可，做的越多，回馈也越多，甚至这种正激励让他有点上瘾。
年前，刘品茂从上一家公司离职，离开了一线城市，回到了湖南省某三线城市的老家散心。期间有很多互联网大厂抛来橄榄枝，无论是薪资和待遇都不错，但他犹豫了：“我想做的是一个运作的机器，哪怕是这个机器很小。”
就在工作的短暂真空期，疫情爆发了。刘品茂被困在了湖南老家，连家门都出不去。闲不住的刘品茂从来没有主动休息过这么长时间，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春节太闲，有APP开发项目请‘砸’向我。”
两天后，一个加了5年都没有聊过一次天的微信好友，介绍他成为了一家位于上海公司的合伙人，主要针对其所在的下沉市场，开发、运营一家同城生活网站。
两个月后，对方和刘品茂开了一场非常详细的视频会议，对方发来了一沓厚厚的企划书，翻看之后，刘品茂与对方订下了合作关系。
年入七位数也给了他创业的安全感，买房、结婚、生子，人生三大事一气呵成。他也第一次感到即使不工作，有了手上这些项目，他也饿不死。
创业虽然难，但是依然挡不住前赴后继的追梦人，与此在原地等待春天的到来，不如全身心的放手一搏。在电器公司上班六年后，田玉红也选择了辞职。
这个出生于天水的西北汉子，高中毕业，戍守乌鲁木齐，复员在山东淄博做饭馆服务和模具加工，接着于2003年入职了某大型连锁电器销售店，从保安岗位一直做到开拓市场的业务口领导。
田玉红辞职的原因很简单，尽管在企业中获得了职级的晋升，薪水却难以让他满意，这也是许多打工人共同的烦恼。这一点也能从工资水平上看出来，根据《2019年劳动工资统计年报》，其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薪资不过4000元左右，不足北上广等城市的三分之二。
但是，小城市也有自身的优势，那里虽然经济相对不发达，但是租金等成本低，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，既有的大多数产业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造、升级、重构。
在这方面，田玉红无疑是先行者，2009年底，电商刚刚开始发展，他就开设了网店，主营小家电销售。
刚开始做，店铺里有人下了单，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合作的仓库拿货，拿回来再打包联系快递发货。然而，尽管收入比上班时期高出不少，但田玉红却长期被货源问题所困扰。
作为一个小商户，他没有办法囤货，只能与家电代理商合作，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：一来经过中间商倒手，利润微薄；二来热销产品很容易售罄导致他赶不上风口。
但幸运的是，这个问题在2020年得到了改善。这一年，田玉红将进货渠道改为苏宁有货平台，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货源问题。
作为长期深耕供应链的苏宁易购孵化的B端服务平台，苏宁有货不仅供货便宜无限量，而且服务更好，“一键下单可以直接代发，连物流都不用自己管。”
很快，田玉红便迎来了“极限测试”有货机会，去年双11，田玉红的网店一小时卖了800单，美的的一款电火锅一个冬天卖5000多台，都是从有货平台直接发货。不仅保障了质量，同时也有专人负责售后，大大降低了田玉红的工作量。在有货平台的支持下，田玉红的收入比过去增加一倍，并且还在不断提升。
田玉红是众多使用有货平台小商户的一个缩影。
电商去中心化的浪潮
除了扩大内需，2020年电商的另一个关键词，是“去中心化”。
长期以来，电商一直是高度马太效应的市场，但是随着内容营销与社交电商的崛起，传统的电商格局被打破，如今又被直播带货和私域流量进一步解构，多种多样的平台都纷纷搭建电商供应链，涉足电商领域。
前几年，品牌还在电商平台之间艰难二选一，而如今，“快抖微B淘”都成为了营销的重中之重，分析师刘彬认为，“2017年开始，流量去中心化的局面已经出现。到了2020年，大平台的流量掌控力已经降到十年来的低点。”
作为互联网经济的最终变现渠道之一，电商的去中心化，带动的是更多创业领域的崛起。但是与此同时，失去了中心化电商的集约式供应链的支持，新电商在备货、履约、售后过程面临更多挑战。这一点，“连续创业失败者”小琴深有感触。
95后创业者小琴从大学期间就开始了创业尝试，摆地摊卖小首饰、情人节地铁口卖花......结果每次都因为口才不行，在大街上吆喝不过跟人老自来熟的竞争者，最终以赔钱告终。
后来小琴想要卖麻辣烫，把菜丢进锅里烫熟就好了，而且一斤麻辣烫能卖到15元，一斤菜也没多少钱。没过多久就整起小推车，也没过多久小推车就被城管扣了。
2020年，小琴瞄准了耳机市场，在爹妈的支持下开了一家耳机制造工厂，并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了店铺。这一次，小琴专门上了语言表达课练习了口才，自己干主播带货，可最终的结果还是不如人意。
请工人要钱、运维要钱、租用仓库要钱、物流要钱……钱钱钱，全都要钱，成本越来越高。一个月就接到一笔10副的订单，最后因为货品成本太高、货又卖不出去，滞销、工厂连月亏损。
小琴始不知道消费者喜欢啥样的耳机，只能“试探性生产”，不同颜色、不同材质分别制造一点。
已被成本和销路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的小琴，即将再一次陷入了创业失败的老路上。
然而，带货主播代品茹却收获了截然相反的结局。作为一个97年出生的东北姑娘，主播仿佛是代品茹的天职。在电商之城杭州，她很快适应了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对体力和能力要求极高的主播工作。
2020年，由代品茹挑大梁的苏宁国际双11直播，总体交易额比去年同比提升119%。其中，3C产品同比上升615%，保健产品同比上升265%，美妆产品同比上升125%，airpods pro等爆款产品，上架即被抢购一空。
代品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与苏宁有货的深度合作。与传统的电商供应链相比，苏宁易购起家于线下，注重本地化，其供应链遵从的就是客户需求个性化和本地化的“去中心”逻辑，非常适应直播场景，实际上，苏宁易购自身直播间销售额在抖音排行榜中就始终高居前列，刚刚过去的年货节中还创下了抖音单场直播的带货记录。
因此，在苏宁供应链基础上孵化的苏宁有货平台具有高度的柔性化特征，在货源便宜优质的前提下，能够灵活配送，快速响应需求，并有专人服务。
苏宁有货平台的另一个优势在于，作为经过长期试运营，今年2月1日才正式上线的“新平台”，其与传统的B端平台相比，有着更高的易用性。它将苏宁在供应链、物流、金融、科技方面的能力形成云中台和成熟完整的解决方案，支持一键建站、一件代发和一站齐备等功能，有效打破了传统B端供应链门槛，十分适合本身没有雄厚资金和丰富供应链经验的主播和中小商户。
在直播的红海里，消费者的满意度基本取决于产品的质量，因此代品茹与苏宁有货深度合作，实现了了优选货源、快速履约以及本地化服务，为终端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，从而有效提升了粉丝的忠诚度和复购率。
作为一个主播，代品茹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，而在未来一年里，苏宁有货平台预计将服务超过10万代品茹这样的中小商户。
更广阔的蓝海
当前，品牌不仅在互联网领域去中心，打通多种多样的营销渠道，在现实中，也正在致力于将市场分散化。
过去几年里，面对一线城市各大领域市场的激烈竞争，很多品牌都选择了城市下沉的发展策略，将目标转向市场更为宽松、竞争压力较小的二三四五线城市。拼多多、快手、苏宁零售云、蜜雪冰城等的成功也验证了这一“下沉市场”的巨大潜力。
而互联网赋能带给品牌下沉的，是代理商与终端中小商户的重新定位，传统的品牌下沉，重中之重在于强有力的中心化平台营销，和有实力有渠道的地方代理商。而如今，大多数品牌与平台都在致力于减少“中间商”，有活力，能够经营社群和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的本地化终端服务商，成为了下沉的重点。
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的商户侯伟伟，就深刻感受到了自身定位变化：“刚开始经营的时候，当地的代理商给我们送货，我们再上样品，进行销售，然后自己在送货。”与传统门店无异。
而在2020年初，侯伟伟接触了苏宁企业会员政策，依靠苏宁有货平台的一键送货等功能，他的小店从此便开启了对客户的线上销售模式：线上浏览，直接送货，丰富了门店产品，降低了门店库存，减少了多一次送货的人力，提高了配送效率。这种结合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，使得侯伟伟门店销量明显得到了提升。
显然，在苏宁有货的赋能下，侯伟伟的经营模式已经从传统的销售终端变成了社区营销的核心。
以前，代理商有什么货，他就需要销售什么货，主动权在代理商手中，而如今，货源来自苏宁有货，侯伟伟能够自主选择产品，并且通过社群经营影响消费者选择，其在品牌商战略版图上的意义大大加强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利润与收入。
在过去，市场和机会积聚于大城市，所以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寻找更好的未来。如今，经济去中心化的大背景下，我们正在有更多选择。
而生活，原本就应该有无数种可能。除了996，属于年轻人的未来之路，正在一条条被蹚出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