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经济特区于10月14日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，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此南下发表重要讲话，充分肯定深圳实践“改革开放”的成就，以及推进“一国两制”的作用。此前，中央刚于10月11日发布《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（2020-2025年）》，当中赋予深圳更多权力和责任，要求当地完善市场配置和创新环境机制，包括深化土地管理制度、强化高端人才引进制度等等，力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市范例。对深圳而言，这无疑是巨大的“生日贺礼”，但对于视“深圳之师”却陷入改革困局的香港来说，却是震耳的警钟——究竟香港应该继续独善其身不思进取，还是解放思想积极造就“港深利益一体化”，相信答案不言而喻。
2020年10月14日，习近平在莲花山公园与随行官员交谈，了解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情况。（新华社）
国务院参事、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早前接受《深圳商报》访问时指出，深圳奇迹归功于“有效市场”和“有为政府”——企业家能做的，就放手让企业家去做；企业家不能做的，就需要政府帮忙解决问题。反观香港，看似拥有更有效率的市场，但也有个“无为政府”——对于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政府也不敢出手调控，最终导致分配失效，形成深层次矛盾，影响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如今，一河之隔的渔村摇身一变“鹏城”荣受大礼，而日渐黯淡的“东方之珠”就更应该敲响警钟。
拆礼物：实现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，做大湾区“核心引擎”
在经济特区发展的第40年的节点，中央发表深圳《方案》，意在何为？回顾过去，深圳作为第一批“经济特区”借著制度优势高速发展，成功实现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；其成功的经验随后更被应用于全国，深圳“特区”便不再“独特”。幸而，这份“礼物”赋予了深圳一个更特别的身份，成为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综合改革试点”，并且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拥有更多自主权力，得以承前继后，深化“改革”路径。
“这个就等于是第二次改革开放。”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评价道。从国家层面，《方案》将深圳放在了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”的地位，赋予深圳种种特权，其中包括土地制度改革、市人大立法权、科创板改革等等；当中更要求广东省政府为深圳市“开路”，赋予深圳“省级经济社会管理许可权”，希望深圳从“试验田”变成全国的“示范区”，不行就再改进。
从粤港澳大湾区层面，《方案》进一步强化了深圳作为大湾区“核心引擎”的地位。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的基本原则有八个字：“创新驱动，改革引领”。无可否认，深圳是全国最成熟的科创城市，也是当之无愧的驱动引擎，正如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所指，深圳产业链非常完整，特别是以电子信息为主的产业，产值占全国六分之一、是全球十分之一。洪为民更指出，《方案》里的“推动科技成果转换”、“知识产权保护”、“数据产权制度”等等，都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基础配套，“都是很新鲜的，全国没有地方能做的。你现在深圳去做，做成功了，就能推动整个大湾区的发展。”
林郑月娥接受深圳卫视访问，称不介意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（GDP）超越香港。（深圳卫视截图）
敲警钟：加深本港产业固化、科创人才流失
深圳收到的“大礼”，也有不少政策惠及香港。例如，《方案》放开了金融、教育、前沿技术等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，有助香港优势产业开拓深圳市场。《方案》也鼓励深圳企业赴境外上市，在国际时势动荡下，香港作为最近的境外市场，相信是深圳“独角兽”的首选。
不过，《方案》同时也为香港敲响警钟。
“很不幸的是，能加入深圳‘玩’的，都是有能力的人。（如果）这个《方案》落实得好，那么我们的金融业将进一步加强，但也令产业问题更加固化。”洪为民说道。从《香港01》整理《方案》与香港相关条文可见，受惠者多数来自寡头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，如果这些行业借助深圳腾飞机遇继续壮大，香港的产业失衡将更加严重，阶级差距也会进一步深化。
除此之外，香港人才也可能大量流失。因为包括深圳在内，大湾区早就出台不少吸引香港创科人才的政策，如今《方案》更明确要求深圳强化高端人才引进制度，加上深圳本身已形成的创科土壤和资金支持，相信将对本港创科人才造成巨大“诱惑”。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应邀北上出席庆祝活动时，便带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随行，她更在受访时明言现在正与深圳市委磋商更高层次的创科协作方案，可见两地既是竞争对手，也是合作伙伴。
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系主任沈建法就指出，人才流动对经济发展本是好事，但是香港应先建设好自己的环境，才能产生“双向流动”：“最重要是我们香港要提供发展的机会。产业有发展，各方面的需求和工作产生了，那人才自然就会留下来。但如果这边经济不行了，收入又差，那你就会把人才推出去。”
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发表重要讲话，由粤港澳合作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、全面交流、深度交融，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。（香港01）
找瓶颈：土地问题不解，产业难有发展
目前，香港产业发展主要受制于土地问题。以创科产业为例，创科的上游是教育与研究，需要基础研究支撑。而科创产业的下游则是先进制造业和科技企业，可以将“想法”落地为“现实”。目前，香港的上游虽有高竞争力的学校和基础研究能力，唯缺乏应用型人才，高昂的住房成本又令香港缺乏了对人才移居的吸引力；而下游则是缺乏土地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科技企业园。
然而，特首似乎没意识到滞后的土地开发问题。林郑月娥前于10月12日接受深圳卫视访问，提到“落马洲河套地区”建设，竟然盛赞“香港做工程效率很高”，估计两年后交土地出来，再用两年建成房屋入住。林郑又接着说，已经有不少科研机构及公司对创新科技园感兴趣，但是要几年后才能有地方给他们用，所以这些机构都要“暂居”深圳。
香港凭借领先的教育资源和科创能力吸引了世界尖端的机构，却因为“无地”而将机会拱手让及“邻居”。项目由2017年拖到2020年，然后再叫人等“两个两年”，特首说这是“效率高”，实在是“贻笑大方”。
同样被特首误判的还有土地开发和人才之间的关系，林郑月娥竟然会觉得香港的人才需求高于土地。“我由三年前上任到现在，承诺投入科创的资源高达一千亿港元。所以在钱和政策都有的情况下，现在最缺就是人才，在香港还有部分欠缺的是土地。”林郑在深圳卫视的访问中说道。
沈建法则说：“我们这么多年的土地和住房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们怎么把人留住呢？”
香港确实缺人才，但如果人才来到香港发展需要承受高租金，亦无法通过自己的薪酬实现“住房自由”，那人才亦不会选择留在香港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怎么可能愿意来香港做“房奴”？政府不先去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，就希望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，正是体现了执政思维的“本末倒置”。
学经验：打破垄断，做个“有为政府”
深圳早期学习“香港模式”，同样导致房屋价格大涨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深圳的房价过去五年涨幅达79.9%，领跑全国其他城市。但是深圳市政府始终比香港政府要“有为”和灵活，为了抑制房价上涨，先是出台了限购措施，上个月更是宣布要让60%的民众住入公共房屋，转学“新加坡模式”。
而今次《方案》的出台赋予了深圳市政府“大刀阔斧”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权力，无疑可以助力深圳的房地产市场转型。
《方案》授权深圳市政府转“农业用地”为“建设用地”，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，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。总结来说，就是给深圳市政府自主权去开发土地，增加土地供应，同时也探索土地制度的改革模式。只要房屋问题解决，配套的公共设施进步，深圳要成为有竞争力的人才中心根本不是问题。
而香港呢？香港仍然苦苦纠缠在土地问题上，政府的“无为”导致土地垄断长期存在，难谈增加房屋供应。截止2020年，棕地及荒废农地所占土地面积合共6700公顷，被房地产商和新界乡绅长期垄断。
香港政府即将发布2020年的《施政报告》，亦北上赴京商讨政策。请问在2020年的《施政报告》里，香港政府能否学习《方案》里面的探索路径，做个“有为政府”，收回闲置土地，活化工业用地？又或者学习深圳的灵活思维，学习“有效的”房地产市场模式，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？
对于现时的香港来讲，最缺的不是人才，亦不是土地，而是政府解决土地问题，带领香港走出困局的“决心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