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均薪酬160万,站在金融鄙视链顶端的公司是它(组图)

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,到了埠头,气也不透一口,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。

“糙米五块,谷三块,”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。

“什么!”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在六月里,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?”

“十五块也卖过,不要说十三块。”

“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!”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,你们不知道么?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,过几天还要跌呢!”

——叶圣陶《多收了三五斗》


2019年

赚钱最多的男人跳槽了

2019年,A股上市公司中,薪酬最高的男人,是中国平安的李源祥。

李源祥,1965年生人,职业生涯起步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,1993年至2000年在全球最大上市寿险——保诚保险的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分公司工作多年。

2000年,中信集团和保诚集团合作共同发起设立信诚人寿,李源祥出任总经理。

李源祥2004年跳槽中国平安,与“亚洲保险之父”梁家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2004年1月,曾在保诚保险工作多年的梁家驹跳槽至平安人寿担任董事长;一个月后,李源祥出任平安人寿董事长特别助理。

之后,梁家驹担任中国平安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和常务副总经理,并于2010年退休。李源祥,则复刻了梁家驹的职业发展路径,先后担任平安人寿总经理、董事长,中国平安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和副总经理。

命运的绳索在时空中交错,梁李二人的履历也在交错中呼应着。

梁家驹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美国友邦保险,2019年11月,李源祥去职平安加入友邦,担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。

李源祥治下的友邦保险,已不是梁家驹当年AIG旗下的友邦保险。

2008年次贷危机后,AIG将包括香港友邦保险在内的亚太业务出售,重组成为了亚邦国际保险,并于2010年在中国香港上市。

根据中国平安年报,李源祥2019年的薪酬高达1607.34万元。“教父”梁家驹2007年的薪酬则为4813万元。

李源祥跳槽友邦保险,在业内创下了5000万年薪和2亿离职补偿“转会费”的惊人一跃。

根据友邦保险公告,李源祥的基本年薪846.6万美元,年度目标薪酬为702.53万美元。另外,为了弥补李源祥从中国平安离职的损失,公司分6年,给予总计2815.11万美金的补偿。按照美元兑人民币7:1的汇率,李源祥从平安跳槽至友邦,6年间的年均薪酬约为8190万元人民币。

李源祥的成功,完美的诠释了“跟对人”的重要性。

同为中国平安原三大联席CEO,生于1977年,分管平安科技板块的陈心颖,2019年薪酬与李源祥持平,均为1607.34万元。

李源祥和陈心颖,也是2019年A股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“绝代双骄”。



2019年

人均薪酬最高的竟然是这家公司

2019年,人均薪酬最高的前十家公司遍布金融行业的各个板块。



注:人均薪酬=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/(年初员工人数+年末员工人数)×2

人均薪酬第一梯队中,除了“麦子店高盛”中信证券、“新街口美林”华泰证券、“沪上三杰”之一的海通证券等传统大牌机构之外,渤海租赁和安信信托两家危机企业,居然双双跻身人均薪酬前十,渤海租赁更是以高达161.37万元的人均薪酬,位列金融行业第一。

2010年5月,*ST汇通披露重组预案,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,置入渤海租赁100%股权,主营业务完全变更为融资租赁业务,控股股东也由舟基集团变更为海航实业,渤海租赁正式成为海航系企业。

海航系数轮资本运作,大举跨境收购,高歌猛进“买买买”。

2012年,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 68.78%股权(24.3亿),进入国际飞机租赁领域;2013年,渤海租赁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 SRL100%股权(81亿);2014年,渤海租赁收购全球第八大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80%股权(37.51亿);2015年,渤海租赁完成爱尔兰飞机租赁公司Avolon 100%股权收购(162.39亿)。

收购完成后,飞机租赁、集装箱租赁、国内融资租赁成为渤海租赁的三大业务方向,前两者的运营主体均在海外。2019年度,渤海租赁中国大陆业务收入58.04亿元,其他国家和地区业务收入高达329.99亿元。

尽管海航系面临债务危机,海航资本所持的渤海租赁股份因质押违约被迫减持,渤海租赁的人均薪酬仍远高于其他上市金融机构。

尽管人均薪酬高达162万元,但高管薪酬最高的马伟华,2019年年薪也只有109.84万元。

人均薪酬第一的秘密,就藏在海外业务扩张的版图里:渤海租赁海外员工的薪酬收入大大拉高了公司整体平均薪酬水平。

在国内呼风唤雨的金融高富帅,放在Global Pay的标杆之下,也是相形失色。

人均薪酬排名前列的安信信托,在业内一直以高薪闻名。

2017年度,安信信托人均薪酬高达181.38万元,位居上市公司人均薪酬前三甲。2019年,安信信托危机爆发,人均薪酬下降至58.62万元,在薪酬“粘性”作用下,安信信托人均薪酬仍位于行业前十之列。

A股中独立上市的信托公司仅有陕国投、爱建集团和安信信托三家,安信、爱建均常年占据人均薪酬榜前十名,陕国投则以微弱的劣势紧随其后。信托公司在金融行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


2019年

薪酬最高的一般都不是老大

薪酬职级论资排辈,是身为社畜的常规认知,但金融机构却往往并非如此。




高管薪酬最高的十家公司中,民营企业3家:中国平安、平安银行、国金证券;国有控股5家:东方证券、中国太保、海通证券、国信证券和国泰君安;混合所有制2家:中信证券和天风证券。除平安银行和国信证券外,董事长或总裁均不是该公司收入最高的人。

先看中国平安,马明哲作为董事长,本身就是公司重要股东,总经理谢永林与陈心颖、李源祥担任联席CEO,对于依托保险起步,重视金融科技的中国平安,陈心颖和李源祥的薪酬高于董事长,相对合理。

再看天风证券,余磊持有当代科技10%的股份,间接持有天风证券股份,其个人利益不单纯通过高管薪酬来体现,加之天风证券一直以高激励作为核心竞争力,2019年度晋升总裁的王琳晶在天风证券获得最高薪酬,也可理解。

最后看国泰君安、海通证券、东方证券、中国太保,四家企业均是上海市属国企,董事长和总经理需要通过市委组织部任命,薪酬纳入上海市管干部的考评体系,上有封顶。

其他业务条线的副总裁,如属于市场化招聘,不纳入市管干部序列,则不受国有金融机构限薪的影响。

综上,民营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往往不是单纯的职业经理人;国有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和总裁则大多面临限薪的天花板,所以,往往是市场化招聘的其他高管,才能够拿到公司的最高薪酬。



2019年,跳槽还是坚守

收入最高的前20人跳槽考

无论是降薪、调KPI、机构转型、历史问题爆发,总有一个时刻会让身处不同时空的金融民工辗转反侧:

“该跳槽吗?”

作为高薪俱乐部的翘楚,2019年收入排名前20的20位个人,全部来自于中国平安和中信证券。为了增加统计的完整性,我们进一步选取了5名并非中国平安和中信证券的人员。

从“是否跳过槽”这个维度来看,这25位高薪人士的履历如下:






中信证券高管的跳槽经历较少,多名高管均是在1995年中信证券成立后不久,加入中信证券,一直坚守至今。

中国平安,除了叶素兰在加入平安之前曾频繁更换工作,其他人员即便不是从平安体系内一路上升,履历也相对简单:李源祥此前在保诚保险,陈心颖在麦肯锡,姚波在德勤。

天风证券和国金证券,作为市场化程度极高的民营券商,依靠自身的激励制度,挖角优秀人才,本身就是其核心战略,其高管的过往履历相对而言更为多样化。

但是,无论是坚守还是跳槽,都需要朝着一个职业方向持续正向积累,在关键时刻实现平台或职级的跨越,在这一基础上,实现更高层级的职业谋划。


2019年

选择大于努力

从“薪酬公平性”这一维度,我们将2019年上市金融机构,分为民营企业、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三种类型。以“(前三名董事薪酬+前三名高管薪酬)/6”作为高薪高管薪酬,同时,以“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/年末员工人数”作为公司员工薪酬。

为了统计的一致性,仅选取上市券商作为统计样本。






民营券商,高薪高管(250.77)与公司员工薪酬(34.28)的倍数为7.32;央企券商,高薪高管(308.21)与公司员工薪酬(42.35)的倍数为7.28;地方国企券商,高薪高管(204.24)与公司员工薪酬(38.86)的倍数为5.26倍。

金融机构靠人才还是靠机制的亘古之问,在这个数据的差异中也可以看出端倪。

央企的机制相对稳健保守,但获取资源的能力和议价能力较高,正式员工的编制紧张,相对而言人均利润较高,且员工和高管的收入都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。

民营企业由于更为市场化,激励机制灵活,高管薪酬往往高于地方国企;但由于民营企业员工数量普遍较多,普通员工的工资最低,平均之后的人均利润也较低。

对于央企金融机构而言,人的因素往往没有那么重要;但对于民营金融机构而言,核心人物可以起到颠覆性的作用,激励尤为丰厚,普通员工的薪酬竞争力则较弱。

所谓“市场化”的薪酬机制,某种程度上也是两极分化的激励机制。

从“行业细分”来看,薪酬中枢随行业沉浮的特征明显。




以“业绩为王”的信托行业,人均薪酬水平与人均利润高度相关,60万的人均薪酬,也居于金融各板块首位。

个中原因,除了信托公司多年制度红利下的市场化激励之外,券商有证券经纪人,保险有保险经纪人,银行有大量的网点柜员,都会相应拉低人均薪酬水平。

保险行业则以367万的高管薪酬位列第一,上市保险公司数量有限,中国平安的三巨头对高管薪酬的提升功不可没。


5月的湖畔大学

马校长讲到:“企业最重要的产品是人”



金融对外开放势不可挡,中国式金融混业行则将至,关于金融机构最值钱的是人才,是机制,是牌照,还在争论不休。

财政部工资总额计算公式流传,国有大行降薪沸沸扬扬,券商投行奖金递延,考核KPI上调,央企集团开源节流,金融系统全年让利1.5万亿元。

尽管五大行都辟谣没有降薪计划,但在财政部考核压力之下,部分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金融机构,已经开始停发绩效,避免寅吃卯粮,防止年终面临巨大的薪酬压力。

大环境的疲软撞上了中年危机的焦虑,昔日的“金饭碗”正在褪去高大上的光泽,“金融民工”也逐步从调侃变成了自嘲。

2020年,一切还要继续,如果没有选择,就加油干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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