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，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狙击战的硝烟渐渐散去，但同时，另一场救治工作还在积极进行之中，即为了让患者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的人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，需要对他们进行康复和心理疏导。
对于他们来说，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和阴影仍有待抚平和治愈。
“灾难以后，人们容易产生心理问题。汶川地震后一年左右，还有很多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自杀。SARS 以及此次疫情后这种现象也存在。如果有及时的心理干预，这类问题就能减少。我们希望这种事少发生，或者不发生，但是绝对不发生是很困难的。”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近期在接受网易科技《科学大师》记者独家专访时说。
疫情暴发，医务工作者纷纷上阵应战，身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神心理学专家，同时也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、世界卫生组织“新冠肺炎全球研究路线图”专家组成员，陆林院士和他的团队也肩负了重任。
一方面，他需要深入国内一线疫情现场，实地会诊患者、指导心理体系建设。另一方面，他也需要代表中国参与世卫组织全球专家组的定期会议，分享中国经验和做法，协助世卫组织制定有效的疫情防控策略。
今年5月上旬，陆林带队奔赴武汉，针对新冠患者的康复和心理疏导情况，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和救治工作。他走访了20余家综合医院、精神专科医院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，其中包括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新冠定点救治医院，实地接触在院患者、会诊病情，深入了解疫后心理疏导工作的难点，带领湖北专家制定心理疏导实施方案等。
《科学大师》记者从陆林院士那里了解到，在此次疫情中，有两个群体的精神心理状况亟待关注——患者和医生。
在武汉方舱医院建成之初，很多患者对进方舱医院有着本能的恐慌排斥。陆林院士等专家积极建言，认为不仅要把患者集中收进方舱医院，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，诸如开展文体娱乐活动、提供充足的生活保障等，让患者能放松心情，主动愿意住进方舱医院，从而减少社会上的交叉感染。
疫情之下，社会精神心理服务需求激增，陆林告诉《科学大师》记者，在最初驰援武汉的四万多名医务人员中，就有四百多位精神科医生，而在当下，他们团队还有十几位同事驻扎在武汉，帮助当地社区和定点医院开展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投身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，也是精神心理服务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。据陆林介绍，疫情期间医疗物资缺乏、工作强度倍增，医务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积极的心理疏导有助于降低医务人员心理问题的发生。
现年54岁的陆林，是中国精神心理学领域唯一的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（2017年当选）。由于这个专业此前在公众和主流科学阶层关注度有限，他的当选也象征着中国精神心理学地位的提升。彼时有舆论称，陆林的当选“说明精神医学不再无人问津，对国家来说是好现象。”
陆林期待，经过本次疫情后，国家能够尽快着手建立像疾控中心（CDC）那样的“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”，形成一个体系完整、覆盖广泛、响应及时的心理健康干预机制，不仅能够有效应对重大灾难事件导致的心理损害，在平时，也能常态化地消除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各种社会危害事件，使大多数群众都能得到心理关怀和帮扶。
▲陆林院士（右二）在武汉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看望患者/图片来源：北医六院
Part 1 只要早期积极干预，多数精神心理疾病是能治好的
《科学大师》：这一次您带队去武汉一个月，走了很多现场实地了解情况，武汉那边疫情后的心理重建情况怎么样？
陆林：新冠肺炎疫情对患者、医务人员、警察、干部以及一般大众的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
我们前期进行的调查显示，疫情期间，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存在焦虑、抑郁、失眠等问题，约一半的一线医务人员有抑郁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，新冠肺炎患者中精神心理问题的比例更高。虽然当前我国疫情已经得到有力控制，但疫情造成的心理影响仍持续存在。
举个例子，一些患者到现在康复都不太理想，仍心有余悸，无法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，甚至不能出院，一出院就心慌，就出现憋气等呼吸道症状，这主要是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导致的。
还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属。我们在武汉的时候，遇到一位老大爷，疫情期间女儿和老伴儿相继去世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最近的两个亲人没有了，留下两个外孙子，又随女婿去了外地。社区志愿者陪他到火葬场把骨灰领回来，整个人处于崩溃状态。像这样就需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，我们希望社区心理服务志愿者，或者是心理治疗师、心理医生帮助解决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。
心理疏导或治疗也要因人而异。如果这个人能够认识到家人已经去世了，他还要活下去，就能接受现实，慢慢走出来，这时适当做一些心理辅导，就能够见效。如果长期沉浸在悲伤中，就要在心理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心理治疗，必要时还需使用药物治疗。
《科学大师》：我们对于这些人，有什么样的追踪机制么？他们可能自己有问题也不一定讲出来？
陆林：我们目前在武汉专门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开展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，主要关注的就是患者的远期预后，包括躯体和心理两个方面。针对不愿意说出问题的患者，我们会进行专业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。如果发现有心理问题，会给予指导或建议他们去当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。
针对医务人员也是同样的，我们开发了一些专门的 APP，对其进行筛查评估。发现有问题的，在征得本人同意下提供干预。针对群体，我们会进行集体的心理健康科普讲座，教大家怎样自我调整，怎样减轻焦虑、抑郁和失眠，这是一个综合的评估治疗和干预机制。
《科学大师》：医务人员为什么也会成为重点的心理干预对象，一般人的印象中，他们是医学专业工作者，应该更懂得健康防护。
陆林：医务人员也是普通人，在疫情期间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也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心理疏导、社会给予理解支持。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都报道有医务人员自杀的情况，医务人员在面对患者时是帮扶者、救治者，但往往对于自己的心理健康关注较少。
▲陆林院士（右三）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调研/图片来源：北医六院
Part 2 希望建立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
《科学大师》：经过这次疫情，一些科学家也在反思卫生系统的不足，您有自己的反思和关切么？
陆林：这次疫情中，有很多精神心理学领域专家前往一线开展救援，但这属于临时性的应对措施。对于精神心理学科以前大家不是很重视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在没有遇到突发传染病时，精神心理疾病诊治也是常态化的现象。
我们最希望做的，是建立“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”，这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，它的作用类似于疾控中心（CDC），这次 CDC 在对病毒的溯源和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们也需要精神科的 CDC。平时没有灾难，没有大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，就投入到培训、常态化应对中去，进行专业能力训练和制度体系建设，储备人才队伍。遇到突发事件，就可以调动真正专业的力量应对。这是我们国家急需的。
这个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应该是个实体机构，有经费支持和国家编制。由于目前还没有这样的部门，遇到突发事件，只能临时组成心理救援队，但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，一些人并不能立刻胜任，不利于及时开展工作。
当然，现在国家很重视，强调要建立公共精神卫生体系。我们希望平时就有专门的成规模的精神心理科医护队伍，能够一直覆盖到基层乡镇，有专业的心理危机健康教育和科普，遇到心理危机事件，有对策、有方案，迅速、有序、高效应对。
《科学大师》：我们国家的精神心理医学力量很薄弱么，以致根本没办法很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？
陆林：人才队伍是很明显的一个短板。新冠疫情后有精神心理问题的人增加了很多，原来可能一个城市少数精神科医生能勉强应对，现在患者多了就处理不了了。包括武汉，多数区级医院没有精神卫生科室，面对大量的需求，压力就很大。
但暂时无法保证所有基层医疗机构都能建立精神心理科，因为培养一个成熟的精神心理科医生可能需要十年到二十年，因此需要社会长期关注和政府持续投入。
美国专门的心理治疗师有20万人，我们国家目前在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师只有不到5千人，且人口基数大，精神心理专业人才队伍要加紧建设。
人才不足，涉及很多因素，待遇、平台、环境、制度，都需要调整。
▲在雷神山医院/图片来源：北医六院
《科学大师》：怎么样做才可能壮大这个队伍？
陆林：精神科医护人员和心理治疗师的待遇要增加，国家以及医保对心理治疗要扶持。现在在北京的公立医院做一次心理治疗收费只有一百元左右，很多医院都不愿意开展。社会上有很多不正规的心理治疗机构可以自己定价，我们公立医院是不允许自己根据学科需要定价的，使得公立医院对心理治疗的投入不积极。
政府也要引导和支持。越是没人干的科室、越是不发达的地方（例如西部和农村），医生待遇就应该越高。在有些国家他们是有这类调节手段的。我们中国是北上广的医生待遇高，在有些国家不是，发达地区的医生待遇并不高，农村医生待遇反而很高，这样可以鼓励医生投身到农村医疗建设。
Part 3 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，都离不开精神心理学
《科学大师》：也许需要让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都认识到，为什么精神心理医学对于大家来说不可或缺，扶持它的必要性在哪里？
陆林：社会需要法律救援，也需要心理救援。因为心理危机是每天都有的，它不分人群、阶层、性别和场所。比如一些家庭矛盾，不能由法律解决的，可能要通过心理救援来协调帮助。如果社区有专业的心理服务人员，帮助解决家庭问题，可能就会对社区和社会的稳定有帮助。一个单位，几千名员工，如果配备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，员工的心理健康就能大幅提高，有利于单位的良性发展。
前几天高考，河南一个学生交卷的时候把别人的答题卡撕掉，可能还有很多同样的情况没有暴露出来。这些孩子的问题平时谁来关注？
根据国家要求，学校每四千个学生至少要配备一名心理治疗师，这就属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环。其他像养老院、监狱、医院等各类场所，都有相应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。如果能及时找到专业人士求助，也许当事人就不会因为想不开而发生社会性伤害或极端事件。但是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做的不够。
精神心理学不是单单做说服和调解工作，这是一项专业要求极强的科学分支，所以需要建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。
▲高考后撕书“狂欢”渲泻的场面/图片来源：网络
《科学大师》：会不会是因为大家往往难以发现自己精神心理上可能有问题需要治，而更多将它等同于亚健康。亚健康在一般观念中应该不算是多大个事。
陆林：我们有个标准，比如说你工作压力大，感觉到有些不舒服，但是你每天还能正常睡觉、正常吃饭和正常上班，工作没受影响，这个可能是亚健康。但如果你开始睡不着觉了，吃饭也不香了，或者是工作都不想干了，很痛苦，就可能是疾病状态了，需要医生介入。而往往大部分中国人就是耗过去，有些人由于工作压力消除了，刺激源不存在了，也能恢复正常，但有的人耗得更严重了，还不知道这是病。
在发达国家，比如抑郁症，80% 的抑郁症患者会进行治疗，20% 的没有得到治疗。没有得到治疗的是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，就是觉得最近心情不好，他可能就休假，没有找医生。
在我国，大多数抑郁症病人得不到治疗，只有少数能得到治疗，得到治疗的原因要么是被家人发现了，或者自己意识到了，接受针对性的治疗后，大部分患者能够恢复。
▲图片来源：北医六院
Part 4 抑郁症是可防可治的
《科学大师》：现在抑郁症的治疗，在临床上治愈率怎么样？媒体经常会报道某某得了抑郁症，某某因此自杀轻生，搞得很恐怖。
陆林：抑郁症病因比较复杂，属于异源性疾病，可能跟遗传有关，可能跟工作状态或其他生活压力有关，也可能跟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，比如从小遭受家庭虐待，或者在学校里受到欺凌，带来心理创伤。再比如经历新冠肺炎后，巨大的悲伤也会导致抑郁。这些不同因素导致的抑郁症，康复治疗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
我们笼统说下来，抑郁症有三分之一是可以治好的，治好了甚至不用再吃药。有三分之一左右通过专业的治疗是可以恢复健康的，但需要长期用药。还有少部分患者，可能治疗效果不是太好，会出现病情反复甚至发生自杀极端事件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，及时治疗都是有利的。
《科学大师》：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治疗办法和效果应该是可以提升的，对吧？
陆林：现在很多抑郁病人经过药物治疗就可以明显改善，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，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作息。在30年前这是做不到的，那时药物副作用较大，治疗后整个人状态不是太好，这就是科学的进步。
因为抑郁症成因复杂，有的人药物治疗效果很好，有的人不管用，可能还需要心理治疗，所以我们强调药物治疗、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都应该有。严重的症状还可以进行电休克治疗，有的人抑郁了，不吃不喝老躺在床上不说话，电休克治疗效果就很好。有的抑郁由社会因素引起，是人的认知问题，如果不严重，可以由心理治疗师帮助他摆脱出来。
现在跟30年前我刚从事这个专业时相比，最大的差别是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明显改善，包容多了，歧视少了，更多是理解、同情，也知道寻求治疗。这也是时代的一个进步。
当然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竞争压力的增加，人口流动的增加，各种灾难事件的发生，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明显升高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
▲图片来源：网络
《科学大师》：我们普通人可能特别关心，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心理健康防护？
陆林：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保证心理健康，就要尽量做到生活规律、作息规律，每天要有体育锻炼。遇到压力要学会调整，比如我们可能工作压力大，或者遇到不高兴的事，有些焦虑烦恼，建议找亲戚或朋友、同事倾诉交流，这是有帮助的，能够缓解一部分。如果还不能够缓解，就要找专业人士咨询，例如心理咨询师、治疗师。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，可能就要到医院看门诊，接受治疗。
